与毗邻的高达420.5米的金茂大厦及492.5米的环球金融中心相比，位于上海市黄浦江畔、陆家嘴繁华闹市区的这个名为Z3-2的地块，目前还吸引不了太多的目光。
　　从临时建起的围墙外望过去，《财经》记者注意到，在这块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看到几台红色的钻孔灌注桩打桩机在工作。而就在一年多之前，这里还是一个临时的高尔夫俱乐部的所在地，据说也是上海最大、最有影响的高尔夫练习场。
　　但四年后，这里崛起的上海中心大厦，将以632米的总高度，重新改写上海滩的天际线。这一总高度，也将大大超过中国台北的101大楼508米的高度，届时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高楼”。
　　然而，在不断上升的高度背后，是不断被拉长的阴影：高楼林立的上海，能否应对地面沉降和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双重挑战？这些超高的建筑，到底能在绿色节能方面走多远？当高楼和天空越来越近的时候，城市是不是也正在离人越来越远？
　　或许，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简单崇尚摩天大楼的浪漫主义时代也应该告一段落了。

“第三者”姗姗来迟
　　对于2008年11月29日正式开工的上海中心大厦而言，其梦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开发浦东的设想被正式提上了日程。当时设计浦东蓝图的情景，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下称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依然记忆犹新。他告诉《财经》记者，上海市政府邀请了国际顶尖的规划大师，希望根据世界上主要金融贸易区的设计，实现对浦东“钻石之地”——陆家嘴的高起点规划。
　　1992年11月，英国罗杰斯、法国贝罗、意大利福克萨斯、日本伊东丰雄和中国上海联合设计小组的五个设计方案，被正式递交上海市政府。其中，英国设计大师罗杰斯的“同心圆”设想，当时最为引人关注。
　　实际上，在次年8月正式完成的《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就是以同心圆的设计为主基调的：最外层是100米左右高度的建筑，中层是160米到 200米高的建筑；而核心层，将以中心绿地边的三栋360米到400米的超高层建筑，勾勒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天际线。
　　1999年，作为核心层的第一座超高层建筑——金茂大厦正式竣工；早在1997年就开工，中间经过一次停顿后又复工的第二座超高层建筑——环球金融中心，也于2008年8月正式竣工。
　　伍江对《财经》记者表示，继2003年环球金融中心重新复工之后，规划中的第三高楼的设计工作，也从次年开始启动。
　　据称，经过多轮方案的讨论后，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是：第三高楼只有更高一点，才能成为最后的收官之作，从而将这三栋高楼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这个“第三者”还不能重复前两座的模式，要与前两座协调。
　　2007年，上海市主要领导对“上海中心”项目进行了专题调研，要求“及早谋划、积极推进、抓紧实施，确保2008年年内实现开工目标”。
　　会后，“上海中心”项目筹备小组成立，在建立项目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解决土地入股等关键问题后，由上海城投与陆家嘴股份公司、上海建工合资成立项目公司。
　　2007年11月21日，陆家嘴股份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63）正式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上海城投）、上海建工集团（上海建工）合资组建项目公司开发Z3-2地块，分别占股45％、51％和4％，注册资本54亿元，并明确了项目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
　　其中，上海城投作为大股东，成为这一项目的主导单位，陆家嘴以土地作价24.3亿元入股，约合8000万元/亩的价格，创下上海土地亩价之最。

上海在陷落
　　在开工前夕，上海中心项目总经理顾建平就表示，经过15年的发展，浦东、上海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资金筹措、科研施工及管理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实施这一项目的要求。
　　但是，作为颇有些姗姗来迟的“第三者”，上海中心所面临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鉴于高层建筑过多、过于密集所带来的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成本，早在2003年11月，上海市在通过的修订后的《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双增双减”的方针，即增加公共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同时降低建设高度和密度。
　　对此，伍江解释说，建设上海中心，只是15年前已经确定的陆家嘴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是补上“三缺一”。因此，它并不同于一个全新的项目。
　　2008年5月7日，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的该项目环评报告在网上公示。遗憾的是，该公示仅有寥寥数语，称“施工期主要受建筑施工时产生的扬尘、噪声、振动等影响，运行期主要环境问题来自环境空气污染和声环境污染以及生态景观环境影响”。
　　迄今为止，关于上海中心大厦环评报告的全文，也未对公众公布。《财经》记者试图了解该报告全文，以及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具体情况，但均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拒绝；而负责编制这份报告的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也未给予回应。
　　之所以担心不断上升的天际线会进一步加剧地面沉降，是因为这已经成了关系到整个上海市未来的心腹大患。
　　自1921年起，上海市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尤其是过去40多年中，其累计沉降量已经达到了2米之多。到1965年，上海市区的最高年沉降幅度一度达到了11厘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上海市甚至要在海中进入21世纪了。
　　幸运的是，通过控制地下水开采量以及回灌等措施，上海市成功地减缓了沉降的速度。2007年，根据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下称上海房地局）的统计，全市地下水年开采量已经从1997年的1.5亿立方米，削减到了4357.32万立方米；而地面年平均沉降量已经下降到了6.8毫米，成功控制在了年均1厘米之内。
　　然而，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地面沉降的威胁并未远去。毕竟，这种趋势仍在继续；而且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海平面也在继续上升。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的统计，在过去30年中，上海市的海平面就上升了115毫米。预计在未来十年中，上海沿海海平面还将继续上涨38毫米。
　　2007年12月，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把上海列为全世界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港口城市之一。报告警告说，由于全球变暖正在导致海平面不断上涨、风暴加剧，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到2070年，上海将有235万人面临海水上涨的威胁；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将超过700 亿美元。
　　这不仅是因为海平面上涨，就意味着地面“间接”沉降。对于上海而言，其可能的影响是多重的——海平面的上涨和风暴潮的加剧，意味着上海市的供水将更容易受到咸潮入侵的影响（参见《财经》2006年第23期“咸潮袭沪变本加厉”）。一旦黄浦江乃至长江的地表水源不敷使用，地下水的开采很可能会重新活跃。

沉重的高楼
　　地面沉降，即使暂时不会导致整个城市的总体陷落，其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
　　2005年完成的《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显示，近40年来，地面沉降给长三角地区造成的损失近3500亿元，这主要是治理因地面沉降导致的洪涝等灾害而进行的市政建设所需费用，比如道路维修、桥梁加高、排水设施和地下水回灌等工程的费用。
　　如果说在早期，地下水开采是导致上海地面沉降的首要罪魁祸首的话，那么，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早在1934年，上海就拥有了总高82米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层建筑（10层以上）增加到了40幢；而上世纪 80年代，仅新增高层建筑就达到了650幢。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十年间新增高层建筑更是冲到了2000多幢。目前，上海市仅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就有近1000幢。
　　这些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崛起，固然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荣光，但同样亦成为一种负累。摩天大楼体量巨大，一般自重也都颇为惊人，对于地面而言是不小的压力。以金茂大厦为例，其自重就达到了30万吨；已经建成的另外一座摩天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仅钢材用量就超过6万吨，比北京的“鸟巢”还要高出一半。
　　根据上海市规划局的监测，过去十多年中，因高层建筑等城市工程建设对中心城区地面沉降的影响，已经悄然上升到约占总体影响的三成。
　　上述报告的总负责人、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郭坤一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与江苏不同，上海地面沉降的原因除了地下水开采，还有高层建筑的建设，因此上海因地面沉降造成的损失最大。如今，黄浦江、苏州河沿岸不断加高加固的防汛墙，已经成为地面沉降灾害的永久性标志。
　　就上海的地质结构来说，属于近千年来长江带来的泥沙所逐渐形成的厚达300米的软土层结构，其特点是地表含水量大、孔隙较大、压缩性大。高层建筑建在上面，就像放在一块海绵上。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上勘院）技术总监顾国荣告诉《财经》记者，过去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欠妥、设计不合理，上海的很多建筑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下沉的情况，有些甚至达到了2米多。这其中，就包括上海市老的展览中心以及著名的锦江饭店。
　　上海中心大厦所在的浦东陆家嘴地区的地下环境条件复杂，高楼桩基林立、各种管线密布，还有地铁列车穿行。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厦本身的安全性已经得到解决。负责该项目岩土勘察和地质灾害评估的上勘院项目经理金宗川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上海中心大厦的地质风险评估报告，已经在2008年9月得到上海房地局的审批。
　　在整个勘察过程中，该场地最深的孔打了290米，已经进入了岩石层。当然，在实际施工中，一般桩的底端也只会到地下约80多米处。这样，高层建筑的基础可以穿过软土层，站立在相对密实的沙土上；因为上海的地基30米以上很软，以下都是沙层，基本达到了密实状态。
　　或许，让单个建筑本身相对稳定地站立在地基上，并不难解决；但如何整体评估大量密集的高层建筑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整个地块上的负担，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只是表示，控制地面沉降，关键不是不建高楼，而是少采地下水。

神话还是幻觉
　　上海中心大厦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科学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汪维曾表示，“上海中心”将以生态、节能、环保、以人为本为目标，定位于打造一个资源高度集约化、能源高度节约化、实现人、建筑、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绿色超级垂直城市”。
　　据悉，该大厦的综合节能率将尽量达到50％-60％；通过中雨水收集处理与回用，实现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40％；本着因地制宜、本土材料最大化和绿色建材最优化原则，提高3R（Reduce，减量化；Reuse，再使用；Recycling，再循环）建材利用率，可再循环材料利用率也将超过 10％。
　　目前，该项目正以同时获得中国的绿色建筑认证、美国的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能源与环境领先设计）认证为目标，希望成为中国第一座得到“双认证”的绿色超高层建筑。
　　但是，超高层建筑的节能性本身，实际上始终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负责这一项目结构设计和水电风布局的一位工程师就对《财经》记者坦言，所谓节能，也只能是相对的。毕竟，这栋大楼仅电梯就要装上百部，与普通多层以及高层建筑相比，能耗自然无法比较。
　　参与上海中心项目的另外一位建筑专家也直言不讳地告诉《财经》记者，所有摩天大楼都不节能。因为除了电梯，摩天大楼还要用到玻璃幕墙，这些本身都无法体现真正的节能理念。实际上，摩天大楼的最大价值，除了象征性意义，无非是带来土地的增值。
　　除了地面沉降、能耗方面的压力，上海中心大厦的玻璃幕墙是否会导致光污染，也是当初环境评估报告公示时公众所关注的一个话题。过强的光反射不仅会干扰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容易导致交通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此外，诱发楼群风的风险，也不可不防。所谓“楼群风”，是指在高层建筑群之间，由于被扰乱的气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很大瞬间风力的一种现象。上海市气象局就曾经提醒说，有些建筑甚至有可能会带来风力强度达台风量级的风灾。
　　到目前为止，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还没有引发明显的楼群风现象。但上海市城市环境气象研究所的许建明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三栋距离如此近的超高建筑，之前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因此，他们正在准备对三栋超高层建筑周围的小气候进行风洞试验，从而彻底弄清楚整个气流场布局。
　　类似上海中心大厦这样的超高层建筑，也给消防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目前的消防车水枪可以达到的高度只有一两百米。一位参与大楼设计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可以做到的，只能是如何把火限制在很小的区域内，从而彻底扑灭。
　　自“9·11事件”之后，摩天大楼已经用混凝土结构代替了钢结构，以防止结构性的垮塌。而一旦四五百米的高层建筑发生火警，上万人的救援和疏散要持续几个小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消防力量，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生命，还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不少城市乃至像阿联酋等不少中东国家，出于种种象征意义上的考量，摩天大楼建造热潮仍在持续；但在全世界范围，其退潮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对于城市规划而言，追求“人性”的要求，也逐渐取代了对高度的盲目崇拜。
　　生活在上海的著名学者朱学勤，就曾经在一篇随笔中，用“没人性”来形容陆家嘴的这片钢筋水泥丛林。
　　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也对《财经》记者坦言，最初规划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这一地区的功能和象征作用，对于人的考虑比较少。因此，现在许多地方虽然人看得到，但是人走不过去，车进不来。
　　“别人几代人完成的事情，我们一代人就完成了；但是，没来得及把所有事情都考虑清楚，这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他补充说。
　　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式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在陆家嘴当初规划的过程中也有所考虑，只是的确没考虑得那么深入，现在再补救已经很困难。
　　而且，在他看来，从规划角度而言，有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建一栋像上海中心大厦这样的超高层大楼，就很难讲。毕竟，即使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未来也存在很大的未知数。
　　目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内地的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入驻率仅在一半左右；其成交租金，也从2008年8月间刚刚建成时的20元/平方米/天的报价，降至10元至13元左右。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员陈功对《财经》记者表示，从经济效益上说，全世界的高层建筑绝大多数都没解决。而且，随着运营时间的延长，管理成本的上升是不可抑制的，所以现在成熟的发达国家高层建筑反而建得很少。“上海必须从‘混凝土经济’里面走出来，不能再迷信这个啦。”陈功提醒说。